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？
智者说
国学热已经持续了很多年，如今的许多人都在讲国学，也出现了许多的“国学大师 ”。那么，谁知道国学的精髓是什么呢？或者说，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呢？
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说的是，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糟粕是什么。中华传统文化当然不全是糟粕，其中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。我们说，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。这个主要的糟粕，我谈过了，那么，精华呢？尤其是最主要的精华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所要说的问题。
我把这个话题，取了个名目，叫做：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？
在中华传统文化中，有很多东西无疑是值得肯定的，比如：易经的变化哲学；孔子的君子之道；老子的辩证法；庄子的认识论，孟子的民本主张；荀子的学习之道；孙子的军事韬略；韩非子的法术势；鬼谷子的权谋之术；禅宗的禅悟；朱熹的格物致知与陆九渊、王阳明的发明本心等等，都是值得肯定与发扬的，当然还远远不止这些。
中华传统文化当然也体现了很多精神，比如；做人方面的道德精神，讲究善良、仁义、刚毅，不屈不挠，自强不息，以及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的君子精神；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、严以律己，宽于待人、讲信修睦精神；政治生活方面的公道、舍生取义精神；物质生活方面的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精神；学习方面孜孜不倦、持之以恒、不耻下问的精神，实践方面与时俱进、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；治理国家方面反对暴政的“爱民”精神；国家外交层面热爱和平的“非攻”精神；还有在天人关系层面上的畏天、事天、人定胜天的精神等等。
上述精神，无疑都是值得肯定、赞扬，值得传承、发扬的。那么，在所有这些精神之中，或者在这些精神之上，我们能不能找出，或者说概括出一种精神来呢？按照我的设想：这种精神是唯一的，不可替代的；这种精神理应是最伟大、最值得赞扬，最值得提倡，最值得发扬光大的；这种精神理应像内核一样，隐秘存在于上述所有精神的深处；这种精神与上述所有精神既有联系，又高于其上,悬浮其上。好，就让我们找找看——
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提出：“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，觉得外面的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，都可融会协调，和凝为一。这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一个特性”。（钱穆：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，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本，第162页）钱穆先生在辞世前不久通过口授，由他的夫人笔录了一篇文章，刊登在1991年8月《中国文化》第4期上，题目叫做《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》。这个标题非常好，非常宏大，非常重要。我们总说自己的文化好。那么，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，可能会是什么呢？钱穆先生告诉我们说:“中国文化中，‘天人合一’观——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之归宿处。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，主要亦即此。”
著名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认为：“‘天人合一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。中外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,哪一个也回避不开。但是,对这个命题的理解、解释和阐述,却相当分歧。”季羡林先生对于《中华思想大辞典》中“主张‘天人合一’，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”的观点，持完全肯定的态度。认为“这是很有见地的话，这是比较广义的理解，是符合实际情况的。”（季羡林：《‘天人合一’新解》，载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》 1993年01期 ）
毫无疑义，两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，均提到了“天人合一”，而且都是颇有深意的。那么，“天人合一”是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，是不是可以作为中华文化所提倡的最伟大精神呢？
中国古有“天人合一”之说，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，经过董仲舒等学者的阐述，由宋明理学总结并明确提出。“天人合一”的最深刻的思想内涵究竟是什么呢？我以为，迷信于所谓的“天人感应”自然是不可取的；望文生义，单纯地理解为人与自然的统一也是肤浅的。“天人合一”是不是一种文化精神？从中是否可以概括出一种精神呢？我以为，完全可以。但是这种概括，必须从更高的哲学层面来进行。
从“天人合一”中可以概括出一种什么精神呢？我觉得，有一个词汇比较准确和恰当，这就是“圆融”。我以为，中华文化的精髓，就在于“圆融”二字，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伟大精神是“圆融”精神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从哲学的意义上讲，首先需要作出解释的问题是：天是什么？我以为，天是自然，是客观，是客体，是物质；那么，人是什么呢？我以为，人是意识、是主观、是主体，是精神。“天人合一”的本质含义在于，思维和存在、精神与物质的圆融。在认识领域，是主观与客观的圆融合一；在实践领域，是主体与客体的圆融合一。
下面，就让我们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来分析一下，天人合一所蕴含的“圆融”精神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，为什么具有统摄的意义？
哲学本身都有哪些内容呢？首先是本体论，即对于世界及其本源的认识。其次，是认识论，就是人们总结自己的认识过程，从而得出的结论。再次，是真理观，人们得出的认识，换个名词叫做真理。那么，对于真理本身的看法，就是真理观。所有这些哲学层面的认识，就是元哲学。就是抽象于其他知识之上的最高的学问。当然，在具体领域，还有经济哲学、政治哲学、文化哲学等等。
我第一个要讲的是，本体论意义上的圆融。
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是如何认识世界的本体及其起源的呢？
老子说，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”。老子认为，道（规律）是先于事物而存在的。老子这个“道”是不是先于世界而存在的呢？我们暂时不用管，且听他接着，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。世界上的万物就是这么来的。对老子的这句著名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倒过来理解：万物是三演化而来的，三与二比，是个多。那么这个三是怎么来的呢？是阴阳之二衍生的；而这个二，又是由一演化而来的，这个“一”就是大一统的一。老子在五千言的《道德经》中还有“周行而不殆” 之说，以及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” ，“万物各得其和而生”的论断。在后来的道教《太平经》的中，也有“阴阳者象天地以治事，和合万物，圣人亦当和合万物，成天心，顺阴阳而行”的教义。
在《国语·郑语》中，有一句很著名的话，道是：“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”。意思是说，只有各不相同的东西取长补短，圆融和合，才能产生和发展万物，如果完全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，只能停留在原有的状态，不可能变化发展。
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中国有个“太极图”，这个图和我们古代的“众经之首”——“易经”有关。太极图的图形，是一对阴阳鱼。一阴一阳。我们看到的太极图，都是静止不动的，是一种“定格”的状态，就像面对一个活动的物体，我们拍照一样。物体是活动，而照片上的图像却是固定不动的。在我们看来，阴是阴，阳是阳。事实上，真实的情形不是这样。这个阴阳鱼是动态的，旋转着的。这种旋转就是一种圆融。
宋代周敦颐有个《太极图说》。顾名思义，是对太极图的一个说明。全文仅249个字。他认为，在太极之先有个无极。其中还有这样的话，道是：“太极动而生阳”，“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二气交感，化生万物。”他告诉我们太极的是“动”的。他强调“二气交感”。
按照宋代张载的说法，充满宇宙浑沌无间的太虚之气，在不断进行着“郁蒸凝聚、健顺动止”等不同形式的变化。这种运动变化的原因是，太虚之气是阴阳之二气的合和体，阴阳交互变化而生万物。阳气的特性是清、浮、升、动；阴气的特性是浊、沉、降、静。
阴阳、雌雄的圆融交合可以解释有机物的发生与发展。对于无机物而言，能够解释得通吗？当然也可以。有机物中有雌雄之别，无机物中同样有正负电子之别。异性相吸，同性相斥，是一个普遍性的物理规律。在自然界，我们可以根据物质属性的不同，解释很多力的产生，因而也可以解释很多的运动变化。比如风力，风是怎么来的？因为冷空气与暖空气的交汇。电闪雷鸣是怎么产生的？是因为带有正负电荷的云团相遇。
阴阳圆融，运动变化。我们的传统文化，不仅找到了世界的本源，而且找到了世界发展、运动变化的原因及其动力。
我第二个要讲的是，认识论意义上的圆融。
我读《庄子》，尤其喜欢他的《齐物论》。所谓的“齐物”，是指天下万物包括人都是齐一的。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。《齐物论》看似属于本体论的范畴，本质上是属于认识论的。他揭示了认识的本质、展现了一种崇高的认识境界。他提出的所谓“乘物游心”的境界就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，与认识客体，与天地万物圆融一体。
孟子提出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其性，则知天矣。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意思是说，尽自己的善心，就是觉悟到了自己的本性。而觉悟到了自己的本性，就懂得了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。保存自己的善心，养护自己的本性，就可以遵从自然规律，与天地万物圆融共振了。在心性、心智、道德智慧修养达到一定境界之时，则“万物皆备于我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。
公元667年 正月初八，惠能来到了广州的法性寺。当时主持法师印宗正在讲涅槃经，惠能在座下参听。风吹幡动，两个僧人争论起来，一个说是幡在动，一个说是风在动。惠能听了说：“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而是仁者心动。”风在吹动，幡在飘动，都属于自然现象。如果将其作为“认知结果”提将出来，那么，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心，无疑是不可缺位的。心若没有认识到，心没“动”，一切的“动”作为认知结果都是不复存在的。
我读张载，比较感兴趣的，是他的“视天下无一物非我”的论断，以及其弟子吕大临提出的“物我兼体”。
程颐认为,，认识事物的关键乃在“心”。心“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非在外也”，故致知重“内感”，不重外面事物。程颐提出了“定性”的理论。“定性”实际就是“定心”，即如何使人做到内心的安宁与平静。他认为，要使内心平静，不受来自外部事物的干扰，就应该做到即接触事物，又不执著、不留恋于任何事物，“内外两忘”，超越自我。
朱熹强调，只有达到“物格知至”，方可进入圣贤之域。“格物致知”的具体内容是“穷天理，明人伦，讲圣言，通事故。”朱熹主张要通过格具体之物，致知大道理。格物的目的当然不是把精力花在草木、器用的研究上，那就如散兵游勇那样，回不到老家。他说：“兀然存心乎草木、器用之间，此何学问！如此而望有所得，是炊沙而欲成饭也。”用沙子怎么能做出饭来呢？
陆九渊认为，“人皆有是心，心皆具是理，心即理也。”“先发明人之本心然后使之博览”，所谓"心即是理"，毋须在读书穷理方面过多地费功夫，要“脱略文字，直趋本根”
很多人都知道王阳明的龙场悟道。他悟到了什么呢？他说：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，心即理。在他看来“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。”这就是著名的王阳明的“龙场悟道”。七年之后，王阳明对这次略带传奇色彩的悟道经历回顾总结到：“谪官龙场，居夷处困，动心忍性之余，恍若有悟，体验探求，再更寒暑，证诸五经、四子，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。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。”
我们中国人讲究顿悟、感悟、直观，这种心与物的圆融无碍，这种伴随着快感与喜悦的认识方法与路径，被西方称之为神秘主义的东方智慧。
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最首要的任务是什么？是认识这个世界。怎么才能实现这个认识呢？就是我们古代先贤所谓的“心”与“物”的圆融。用哲学的词汇来讲，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圆融。主客圆融，方有认知。主客圆融方能达到认识的最高境界。
我第三个要讲的是，真理观意义上的圆融。
《老子》开篇就惊世骇俗，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”。我总是愿意把这句话与释迦摩尼的“不可说，不可说，说了即为错”联系在一起。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真理是唯一的，也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真理是不可反驳的。真理浑然天成，个数难分，说不完，道不尽。
中国佛家讲“万法圆融”，这个所谓的“万法圆融”，意味着万千真理圆融一体，全部真理圆融一体。
在中国，有这样一个佛门中的故事，说的是两个小和尚争论问题。老和尚走了过来，一个小和尚问：“师傅，我说的对不对？”老和尚回答说：“对。”另外一个小和尚问：“师傅，哪是我说错了？”老和尚笑着说：“你说的也对。”两个小和尚面面相觑，老和尚接着说：“走，喝茶去。”
人们常讲：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。人们还常说：“人嘴两扇皮，咋说咋有理”。 在普通的老百姓那里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两种意义完全相反的朴素的抽象思维。譬如，一种是“勤俭持家”，相关的论断有——“过日子嘛，既要有搂钱的耙子，又要有装钱的匣子。不怕耙子掉了齿，就怕匣子掉了底”、“有米一锅，有柴一灶，不是正经过日子人家”。另有一些论断及其依据，则明显与前面的相反，“小钱靠挣，大钱靠命”、“马不吃夜草不肥，人没有外财不富”、“钱是冤种，越花越涌”等等。
我们在日常说话中，总喜欢作出类似的转折，一方面讲什么什么，又接着说，从另外一个方面看；“虽然”怎么怎么的，“但是”又如何如何；刚刚说了一番话，马上用一个“不过”，又折回到反面去了。简简单单的两面，构成了一个最基本的圆。说的相对比较圆满了，没有过头、没有遗漏。
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追求的是什么？是“圆满”二字。不圆，意味着缺失。我们所要明白的道理，无疑是应该圆满的，没有缺失的。我们在智慧上的终极目标，是把握所有的真理，而这所有的真理理应是圆融一体的。
所有的真理不仅是圆的，而且是活的。当人类的理性把真理这只小鸟抓在手里，一经用语言进行宣告，这只活生生的小鸟立即就变成了死去了标本，变成了僵死的、极端的、片面的教条。如果人类看清了这种无奈的结局，认识的触角就抵近了一个新的高峰：如何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美妙圆融，让真理这只小鸟活在灵动的体验之中呢？我的回答是，首先要让所有的真理在我们心里美妙地圆融为一体。
我第四个要讲的是，实践意义上的圆融。
中国古代有一本讲军事谋略的书，叫做《孙子兵法》。军事战争无疑是性命攸关的实践活动。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什么呢？孙子告诉我们说：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”。意思是说，了解敌人，了解自己，历经百战才不会有危险。那么，如何做到知彼知己呢？
从实践的意义上，庄子给我们做了一个形象的描述。这个描述，见之于他的《庖丁解牛》。庄子的笔下庖丁这样说：
“起初我宰牛的时候，眼里看到的是一只完整的牛；三年以后，再未见过完整的牛了。”这个庖丁潜台词的意思是说：只看见骨肉相间、骨肉相分离的一种存在。庖丁接着说：“现在，我凭精神和牛接触，而不用眼睛去看，感官停止了，而精神在活动。依照牛的生理上的天然结构，砍入牛体筋骨相接的缝隙，顺着骨节间的空处进刀，依照牛体本来的构造，筋脉经络相连的地方和筋骨结合的地方，尚且不曾拿刀碰到过，更何况大骨呢！技术好的厨师每年更换一把刀，那是用刀割断筋肉割坏的；技术一般的厨师每月就得更换一把刀，是因为砍骨头而将刀砍坏的。如今，我这把刀用了十九年，所宰的牛有几千头了，但刀刃锋利得就像刚在磨刀石上磨好的一样。那牛的骨节有间隙，而刀刃很薄；用很薄的刀刃插入有空隙的骨节，宽宽绰绰地，那么刀刃的运转必然是有余地的啊！因此，十九年来，刀刃还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。虽然是这样，每当碰到筋骨交错聚结的地方，我看到那里很难下刀，就小心翼翼地提高警惕，视力集中到一点，动作缓慢下来，动起刀来非常轻，哗啦一声，牛的骨和肉一下子就解开了，就像泥土散落在地上一样。”
庄子这篇文章，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，被总结归纳出了一句成语，这个成语叫做什么呢？游刃有余。如果我们凡事都能够做到“游刃有余”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?毫无疑问，意味着实践的成功。
庄子的文章还没完，他接着写道，那庖丁“提刀而立，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，善刀而藏之。”意思是：庖丁提着刀站立起来，为自己的成功举目四望，为自己的成功悠然自得，心满意足，然后把刀擦抹干净，收藏起来。一个完满的杀牛过程结束了。庖丁的收势动作，让我们想到了一个高超的剑客的收势，想到了书法大师、绘画大师在完成一部满意作品时的收笔动作。
就一切实践活动而言，我们所向往的，就是达到一种游刃有余、出神入化的境界，要达到这种境界，需要具有什么条件呢？那就是我们作为主体本身，要做到对于客体的完全了解与把握，要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美妙圆融。
我第五个要讲的是，处理社会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政治意义上圆融。
“中华民族”这一概念所包含的，不是单纯的汉族。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，还包含着众多的少数民族。伟大的中华文明传承至今，生生不息。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，虽然有过元朝、清朝等少数民族统治时期，但是，大汉民族并没有灭亡，中华传统文化也从来没有发生过断裂。以汉民族文化为主的中华文化，在兼收并蓄的同时，融汇了各少数民族文化。中华民族本身也实现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大融合。
我们的大中国，好大的一个家。我们国家的人口，占世界的四分之一。同时，我们的疆域也相当辽阔。和其他国家比起来，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大呢？这与我们国家当初的封建专制体系的完善有关。更主要的，是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，及其文化心理有关。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，在处理国家间的关系上，讲究一个“和”字。我们有世人为之惊叹的万里长城。这个万里长城，从秦始皇到明代，一直在修建。但是，它作为一种军事设施，却是防御性质的。隐藏在这种修建行为背后的文化心理是什么呢？我不侵略你，你也别来侵略我，大家相安无事。宁可把公主送出去嫁给你，也不要打仗了。圆满地融合在一起，多好。
《尚书·尧典》提出，亲睦九族，协和万邦。在我们的古典文献《礼记·礼运》中，还有所谓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”的大同社会理想。
从人生哲学的意义上讲，老子讲，“挫其锐，解其纷；和其光，同其尘。”意思是，消磨锋锐，不要事事“咬尖”，避免和消除纷扰，调和光芒，不要“各色”，要和尘土一样普通与平凡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提出，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，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”。
墨子告诫人们说：“离散不能相和合”。墨子特别强调“非攻”，意思是不要去主动进攻别人。为了阻止楚国攻打宋国，墨子曾与公输般进行模拟攻防，以此说服公输般放弃进攻，结果获得了成功。墨子晚年到了齐国，又力图劝止项子牛征伐鲁国。
孟子说，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。《管子》有言：“畜之以道，则民和；养之以德，则民合。和合故能谐”。
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处理民族之间、国家之间的关系上，我们中华民族一直主张“和平”、“和谐”、“协和”，坚守和平主义。我们主张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不犯人”。在这种主张的背后，潜藏这一个基本道理，那就是：你让我生，我让你生，你不让我安生，你自己也不得安生。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这个道理衍化为一种基本的哲学理念，那就是，圆融——大家最好圆满地融合在一起。
阴阳圆融，化生万物；主观与客观圆融，可以达到认识的最高境界；万法圆融，可以真正把握真理；主体与客体的圆融，可以达到实践的最高境界；人与人，民族与民族，国与国之间的圆融，则可以实现美好的大同社会。
从对于世界及其本源的认识，对于世界运动变化的原因与规律的认识，到对于认识过程本身的反思；从对于认识结果即真理的反思，到对于实践真理的过程的反思；从具体的为人处事，到治理国家和处理国际关系，传统的中华文化自始至终隐含着一个特有的基因密码，那就是圆融，圆满地融合。这个恰恰就是我们值得自豪与骄傲，值得发扬光大的文化精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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